从上世纪90年代到今天，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是不断高涨，一有机会，特别是一旦发生某种国际事件，它就会以极端、盲目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的事实提示我们，在现在和未来，民族主义将是中国社会思潮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需要我们正确对待。
从历史的角度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断受到列强的侵略和欺负，虽然中国人早已站起来了，但整个民族在近代以来所遭受的耻辱似乎还没有雪清，对于不少人来说，这100多年来心中憋着的那一口恶气还需要找机会畅快地吐出来。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国家快速崛起，很多人心中开始躁动某种情绪，这种情绪的表现形式就是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双面刃，它既可以伤害敌人，也可能伤害自己。民族主义只提供动力，而不提供方向，在外敌入侵时，它像战马一样背负我们冲向战场，但在更多的时候，它也可能带着我们离开正道，去向危险的地方。因此，有必要给民族主义这匹野马套上理性的缰绳。
中外历史都向我们说明，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压倒理性的思考和判断。20世纪的大哲学家罗素曾经回忆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和英国剑桥大学的同事们都忧心忡忡，关心时局，并共同签名发表声明，要政府保持中立，不要卷入战争。但战争爆发后几乎所有的人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态度，丧失理智地变成沙文主义者，狂热地支持战争。罗素因为坚持反战立场被著名作家威尔斯痛骂，他的好朋友、哲学家麦塔格发起运动要把他驱逐出剑桥大学。他说：“作为热爱真理的人，所有交战国的民族主义鼓动都使我恶心，作为文化的热爱者，回复到野蛮主义使我吃惊。”
我注意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很多中国人平时还是有比较强的分析能力和批判精神，在谈到日常生活中，自己身边发生的种种不公正事情时，他们的怀疑、抨击、判断往往是中肯的，但一旦发生国际纠纷，一旦要他们评判发生在遥远国度的事情，一旦有关的社会文化、法律政治、风俗习惯与我们这边大为不同，他们的判断能力就大大变样了，他们一下子就变得盲目、人云亦云。我认为，民族情绪的狂热发泄，首先是信息缺乏和信息歪曲的问题，对于人们有亲身体会的事情，这种问题不存在，但对于遥远的，跨出国界的事情，人们的幼稚、简单甚至无知就暴露出来了。所以，理性民族主义的首要之点，是要意识到信息匮乏的问题。
理性民族主义还要求我们，要区别一个国家的建国理念、立国原则和它的国家利益，它的地缘政治学考虑。头脑简单的人往往处于两个极端，一种人在某个西方国家与我们发生纠纷或利益冲突时，对之全盘否定，连原来承认是先进的理想、原则、制度、做法都变得一无是处，如果还有人继续主张参考、借鉴、学习，就被扣上“崇洋媚外”或“卖国”的帽子，这与其说是有志气，不如说是愚蠢。另一种人刚好相反，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法治是好的，他们的一切对外政策就是正义的，以为与他们抗争就是否定我们原先肯定的价值，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也很害人。他们应该懂得，你可以是某个好球队的粉丝，但它的球员犯了规，你不能还是叫好。
我觉得，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哈贝马斯提倡的宪政爱国主义值得我们考虑。
我想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表述宪政爱国主义，它是说，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作为把不同种族、文化、宗教、语言的人群维系在一个共同体中的东西，不是民族性，而是以宪政民主为基础的政治文化。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以主体民族的文化历史特性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不足以成为凝聚不同民族的力量，同时，民族主义只与传统文化相关，它缺乏现代政治的价值指向，比如个人的自由、权利、法治，由民族主义凝聚的共同体中的成员很可能是臣民，只有以宪政爱国主义凝聚而成的国家，其成员才是公民。
哈贝马斯的这种宪政爱国主义思想还得到当代另一位政治思想家罗尔斯的支持。罗尔斯指出，在当代文化和价值多元化的情况下，要把具有不同宗教、文化传统的人群维持在一个共同体之内，必须在这些文化价值之间找到交叉的、共同的东西，以形成共识，作为大家遵循的指导性原则。这种交叉共识不会是宗教、文化性的，只能是政治性的。在这种原则指导下的国家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国家。
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全球化时代，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指导原则都会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特征，与近代民族国家产生和发展时期不同。民族国家不会消失，但立国理念和国与国相处的规则会有新的内容，使得国家的政治生活、公民的个人生活更文明，更美好。(摘自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徐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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